4月23日下午，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虞万里教授受邀来我院做题为“经典视野下汉读三分的是非得失”的讲座，该讲座是武汉大学文学院黄侃讲坛第十一讲、古籍整理研究所“考文知音·古典研究前沿讲座”第十讲。由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于亭教授主持，文学院、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的数十位师生参加了此次讲座。

虞万里教授回顾了段玉裁“汉读三分”理论的建立过程。段玉裁从《说文解字读》“逑”字的说解中，萌发了汉读可以三分的想法，之后在撰写 《古文尚书撰异》《经义杂记序》时，深入地讨论了“汉读”的分别，最终在《周礼汉读考序》中，将郑玄注《周礼》时使用的术语分成了主音、主义和改字三类，建立了“汉读三分”的理论。

虞万里教授回顾了典籍中的正文训诂，认为正文训诂是经说流传中师、弟子的问答，这些内容广泛保存在先秦经典、诸子以及秦汉以后的子书中。《易》“十翼”、《礼记》《公羊》等经典中，就存在大量正文训诂，不仅反映了汉儒的师说相传，也体现了训诂术语的逐渐齐备。在此基础上，虞万里教授讨论汉代经师的“读”与训诂，对“汉读”这一术语进行更深入的分析。认为“读”的产生有两方面因素，分别是语言变迁和语音的差异，以及文字形体的演变。这两重因素共同导致了异文、异说的产生，使得汉儒师说中出现了“读”。广义的“汉读”也就是一般的训诂，即形训、音训、义训；狭义的“汉读”则比较具体，如郑玄三礼注，郑注所引杜子春、郑大夫、郑司农等使用的“读为”“读如”“读曰”，以及其他经注中的“读”“鲁人读”等等。段玉裁对郑玄《周礼注》中的“读如”“读若”“读为”“读曰”“当为”进行了三分，对他们的功能做出明确的界定。

虞万里教授认为，汉代经师释读古文本主要是靠集“读”“读说”，其中包含了形音义三者的思考，而段玉裁仅就归纳郑玄《周礼注》之例，分成了主音、主义和改字三类，致使本来就兼音兼义的汉读术语被人为地区分，更以主观意识中的三分之例，改动经典术语，强客观以就主观。不过，段玉裁希望归纳汉儒解经术语之“例”，并推而广之到汉代所有的汉读，这种愿望是值得肯定的；段玉裁对郑注术语体会之深刻，也值得我们后人尊重、学习。段玉裁之后，虞万里教授又讲述了自己研究三家诗异文的体会，通过将石经和陈寿祺、陈乔枞父子，以及王先谦等整理的异文相校读，发现他们整理的结果中有误的只是少部分。因此，尽管段玉裁的“汉读三分”未必准确，却为后人打下了基础，推动清代经学研究向前发展。

于亭教授总结了此次讲座，引用黄侃提出训诂有“小学之训诂”“经学之训诂”的说法，认为从汉儒的“汉读”到段玉裁“汉读三分”，是段氏以小学考察经学解释的成果。虞万里教授并没有局限于对段玉裁观点的评价，而是回到汉儒的语境中去考察“汉读”本身，既有精微的考证，也有宏大的视野，恰如严耕望所说的“大处着眼，小处着手”，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。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朱明数老师认为，郑玄三礼注中对解释术语的使用隐然是有条理的，和杜子春、郑司农等有所不同，“汉读”的使用可能有时代的差异。在场的其他师生也就相关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。

（文/宋坤 图/李寒光 邀请人/于亭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