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 建 中

这是五月的最后一天，这一天武汉经历了四季。早晨去学校上课，东湖的风还带着春寒，而湖畔的花已开始闹春。中午从人文馆出来，珞珈山骄阳似火，车坐椅触若探汤。待到傍晚时分走出游泳馆，却是天凉好个秋。入夜，打开电脑写这篇后记，窗外暴风骤雨，寒气袭人……

在武汉生活了近四十年，喜爱武汉的天气，或者说喜爱武汉天气背后的关键词：变。一个“变”字，给武汉带来多少活力和魅力。丹纳说地理环境会影响艺术创作和批评；从根本上说，地理环境会影响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。在武汉这个地方教书问学，时常会想到“变”，想到否极泰来、鼎故革新。“否”“泰”“鼎”“革”都是《周易》的卦，都是讲变化的。《周易大传》说“易有三义”，其实最为基本的“义”是“变易”。

在武汉的高校讲了三十多年的中国文化和文论，经常思考的关键词也是“变”或者“易”。讲台也是舞台，课堂上教师与学生面对面，但二者之间隔着一堵无形的墙，用戏剧学的术语说，叫“第四堵墙”。教师要完成教学任务，必须“一站到底”；学生要记笔记，或者用手机拍PPT，只能动手不能动口。下课铃终于响了，教师拎包走人，学生如释重负。师生之间无暇亦无法互动或沟通，更何谈思想的交流或碰撞。

如何拆除这“第四堵墙”？上世纪九十年代，到北京人艺的小剧场看实验话剧，演员与观众零距离，无障碍交流。高校课堂需要“变”：将教师的“独角戏”变为师生同台共演的“实验剧”，将单一的“授者”主体变为“授—受”并重的双重主体。讲中国文化，请学生当一回老师，换位思考，自拟考卷；讲中国文论，师生同台辩论，为古文论的核心范畴（关键词）唇枪舌战、各擅胜场；讲《文心雕龙》，师生同题共创，用古典骈体书写当今文事，是为“青春版文心雕龙”……

到了“互联网+”时代，不仅拆除了“第四堵墙”，连实体的课堂和教室也“拆除”了。笔者主讲的《中国文化概论》，是中国大学慕课MOOC（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，“大规模开放式网络课程”英文缩写）的首批课程，在iCourse（爱课程网）线上播放已有五个学期，本学期在线学员已高达五万余人。学员不仅有在校生，有毕业生，还有高中生。在实体课堂上见到一位同学，他说是看了我的MOOC才决定报考武大的（这让我很开心）；不仅有内地华人，有港澳台和世界各地的华人，还有国际友人。学习的方法则更为多元：可以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以任何方式进入MOOC课程。

面对如此庞大如此复杂的受众群体，我们的教学内容及方法亦须通变，而这种“变”首先体现在教材的设计与编撰。作为传统人文学科，中国文化的讲授，或者是纵向的“史”的梳理，或者是横向的“论”的辨析，而我们在“史”与“论”之间（或者之外）找到新的进路：将中华元典与文化关键词相互关联，即如本书前言所说，在30部伟大著作与100个关键词的交汇融通处，阐释中国文化的起源、本原和美善之元，从而为热爱并研习中国文化的广大读者，提供经典而精粹的文本和独特而有效的路径。

在珞珈山讲课，我的习惯是走下讲台，与同学们零距离，没有“之间”。那种目光的交流，那种心灵的默契，那种在“诗而入神”后的“至矣，尽矣，蔑以加矣”，是拆除“第四堵墙”之后的最佳境界。《易》有三义，变易、简易和不易。大道至简而不易，武汉天气与高校课堂的“变易”之道，其佳境或至境是“简易”和“不易”的。

（作者为文学院教授，此文为其新著《中国文化：元典与要义》后记）